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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德国曾经评选出“十大伟人”，分别为阿登纳、马丁·路德、马克思、巴赫、爱因斯坦、歌德、古腾贝格、索菲·朔尔、勃兰特、俾斯麦。其中最年轻的索菲·朔尔，死时年仅22岁，而且她是十人之中唯一的女性。
她凭什么享此盛誉？看起来简单：她暗中参与制作和散发反纳粹的“白玫瑰”传单，并因此慷慨就义。仔细思量，这极不简单。当时在纳粹德国内部，个人言论受到高度限制，进而形成“沉默的大多数”这等晦暗格局。作为弱小的个人如何发出正义的声音？索菲和其他“白玫瑰”小组成员冒着生命危险，勇敢地实践着关于“发声”的自由哲学。
索菲并非一开始就表现出非凡的勇气。1982年摄制的德国电影《白玫瑰》描述了她复杂的心理变化。初到慕尼黑的索菲看到哥哥汉斯·朔尔书中“反抗暴政”的词句，便满怀忧虑地说：“我很害怕。”这种恐惧心理其实正是大多数人面对强权时的心理。在强大而凶残的纳粹独裁政府面前，个体的确渺小而无力，每一个人在孤寂的日常生活中不可能看到由个体汇合而成的全体。影片中，汉斯对此做出分析：“许多人只是觉得孤立无援，所以不敢拿传单，更不敢看传单。一些学生碰到传单如同触电一般，迅速丢弃。这种内心的恐惧是真实的，而纳粹思想追求的心理效果就是形成这一恐惧。它不仅造成表面服从，更主要的是强行剥夺每个人自由思考的权利，并使之成为纳粹政府的战争机器，屠杀他人生命的同时，也屠杀自己的生命。”
二战之后，德国政府和人民对纳粹猖獗以及公民在战争中沉默的原因，进行了深层次多方面的反思。1970年，勃兰特总理到波兰进行国事访问，在华沙犹太死难者纪念碑前献花时，他突然下跪，向死难者请罪。这惊天一跪，充分显示了德国文化的生命力。承认罪行不仅是简单的事实确认，而且关乎德国传统是否丧失了反思机制的问题。毫无疑问，战争与独裁的罪行应由希特勒个人以及纳粹党、纳粹政府承担，但作为受害者的个体同样负有监督缺失的责任。在强权巨大的压力之下，沉默实际已轻易地演化成一种纵容甚至怂恿。
2005年2月，柏林电影节公映了《索菲·朔尔：希望与反抗》，另一译名是《索菲·朔尔：最后的日子》。电影描述了索菲被捕之后短短几天内的审判与斩首过程。1968年出生的导演马克·罗特蒙德说：“当年，包括我祖父母在内的成千上万的德国人，面对纳粹暴行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我希望对这种现象进行剖析。”他的话直指问题的核心，也就是每个公民必须回答的问题：在暴行发生之时，我作为一个人，为什么选择了沉默？索菲·朔尔没有三头六臂，只是一个普通姑娘，和走在街上的普通人并无本质区别，是什么使她选择了发声？我以为，她的出发点仅仅是未泯的善良，这导致了她对犹太人的本能同情与对战争的本能厌恶。甚至可以这么说，不是政治觉悟使感性的索菲走向反抗之路，而是她人性中的良知。这良知不断发展壮大，最后成长为一种公民正义。索菲在法庭上对法官说的话应当有充分理由成为告诫后世的箴言：“我今天站的地方，就是你们以后要站的地方。”是啊，真正拥有审判权的只能是可以辨析的历史。
但沉默仍然能够得到理解，如同恐惧本身。1982年的电影中，哲学教授胡贝尔像沉默的大多数一样向汉斯·朔尔提出了自己关心的问题：在这样困难的时局之中，你们的一张纸又能改变什么？你们这样做又有什么意义？曾参加过希特勒青年团的汉斯回答得非常简洁：“唤醒人们。”胡贝尔说得有道理，一张纸的确什么也不能改变，包括虚幻的人心。一场社会变革的正常进行或许只能通过合法的议会政治，来自其他具有推动能力的社会力量。但是，一张薄薄的纸片还是悄然稀释了整体格局中单一色彩的浓度。这种稀释是微弱的，甚至是肉眼看不见的，但这毕竟发生了，它不仅表达出平民对纳粹政府的不满、对侵略战争的厌弃，甚至也构成对其他异端言论的温暖拥抱。胡贝尔本人也是如此。他开始在纳粹当局的教授会议上消极抵抗，在课堂上讲授自由思考的权利，转而为印制传单提供纸张，最后索性加入“白玫瑰”的行列。他奋笔疾书：“不要再犹豫了！”他认识到传播思想的做法更适合德国。
唤醒，是啊，只有唤醒，像又一次启发民智的运动。1982年的电影片头字幕显示了一份“白玫瑰”传单，上面写着：“如果暴动的浪潮席卷整个国家，就像空气一样；如果大家都来参与，那么制度就会在猛烈的浪潮中动摇。”这种说法可能过于文学化，却表达了坚持真理应有的激情。
如此理解不会有任何障碍：被唤醒的也包括知情权。汉斯说服索菲时谈到：“我们应该告诉人们到底发生了什么。在波兰，300万犹太人被杀，而我们从来不会报道，所有像我们这么大年纪的犹太人都关在集中营里。”也许正是残酷的事实的力量，而不仅仅是亲情的感染，使索菲从恐惧的大多数转变为勇敢的反法西斯战士。她套购限量购买的邮票、信封，到教学楼偷拿印刷传单的纸张，暑假到兵工厂实习，在那里她看着对面的犹太女工尤舍将面包丸塞入手雷而会心微笑……在1982年的电影紧张而流畅的镜头转换之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人觉醒为公民的全过程。
引起我注意的还有胡贝尔与汉斯的其他争论。在纳粹变本加厉的思想钳制当中，汉斯萌念：以暴力反对纳粹政府。胡贝尔认为这不仅危险，也不恰当。因为散发传单在《魏玛宪法》许可的范围之内，而暴力却是恐怖活动。“白玫瑰”小组成员克里斯托夫也反对暴力：“我们应该用精神战胜纳粹。”以暴制暴，只能换取更危险的暴力。学校集会之时，身穿纳粹制服的领导者致辞，引来正义学生的嘘声，继而演变成汉斯的一位倾慕者后来描述的“反对纳粹的起义”。学生与警察对面相搏，警察手持棍棒手枪，学生则赤手空拳。勇气固然可嘉，但肢体的愤怒能够改变什么？或许只会结出反面的思想果实。这个暂且不论。汉斯的倾慕者事后发问：“不知道人们哪里来的勇气？”完全可以如此作答：正是由于“白玫瑰”传单的启蒙与激励。
1943年2月18日清晨，朔尔兄妹来到慕尼黑大学主楼，趁学生上课之机，把传单依次放在教室门口。索菲在主楼光明殿二层向下抛撒传单。校工史密特看到之后迅速举报，盖世太保立即予以逮捕。随即，克里斯托夫被捕。亚历山大·施莫雷尔、维利·格拉夫和胡贝尔等80余名“白玫瑰”小组成员先后被捕。
严格地说，告密校工史密特也是沉默的大多数，但他更接近于昏聩的爱国者或者布尔乔亚庸人。他热衷物质生活，恪守既成伦理，把政府等同于国家，从而成为纳粹帮凶。这是一个可怜的小人物。1982年的电影中，盖世太保表彰史密特，衣饰朴素的史密特谦卑地说：“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正是这种未能觉醒的狭隘认识，构成了纳粹强权政治的统治基础。其中也包括索菲的男友福里茨，他甚至沾沾自喜于自己拥有向别人开枪的特权。他们无疑构成社会进步的阻力，教育他们、唤醒他们，正是启蒙者的日常工作。
人性中的脆弱其实并非人性的弱点，仅仅是特点而已。正因它的存在，人才成其为人。2005年的电影中，索菲拒绝了盖世太保的“好意”回到牢房，捂着肚子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喊。是的，任何人面对生命的消逝都会感到发自内心的恐惧，索菲也不例外。但和其他人略有不同的是，索菲的理性一旦苏醒，她立刻明白自己必须承担的责任。“我害怕，但我并不屈服。”我想这是任何一个拥有良知者的正常反应。恐惧不可怕，沉默不可怕，可怕的是自问自答时丧失了良知。这是唯一不可以原谅的。索菲内在的精神生活给了她顽强的支撑。影片一开始，索菲和女友听着广播中的老歌，边笑边唱，让人几乎忘了窗外正在进行的残酷战争。导演马克·罗特蒙德说，这就是他对索菲的理解：一个拒绝认罪诱惑、宁愿为自由献出生命的人，她的精神世界必是温暖而充实的。
被捕4天之后的22日下午5时临刑前，朔尔兄妹和克里斯托夫最后一次见面。他们彼此一句话没说，默默传抽着一根香烟。索菲第一个走上野蛮而血腥的断头台，她平抑着自己的心跳，面无惧色，坦荡而从容。汉斯是最后一个，他把头伸进刀架，突然奋力高呼：“自由万岁！”这激昂的声音让人想起电影《勇敢的心》中威廉·华莱士身受残酷的剐刑之际振聋发聩的呼喊：“Free（自由）！”令人扼腕落泪。
战后，人们没有忘记“白玫瑰”，更没有忘记死难的六位烈士。1987年，“白玫瑰”小组成员米勒发起成立“白玫瑰抵抗运动基金会”。如今，慕尼黑大学主楼内的“白玫瑰”纪念馆，参观者每日络绎不绝。维利·格拉夫的姐姐在波恩大学演讲时说：“对我而言，讲述‘白玫瑰’并不容易，因为这也影响了我自己的生命。但是我想，必须要和现在的年轻人讲，让他们知道并了解：曾经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发生那样的事情？”
“白玫瑰”在德国家喻户晓，在中国也并非没有知音。2002年7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了德汉对照本《白玫瑰》，作者是汉斯和索菲的姐姐英格·朔尔，她依据当年遗存的文件，详述汉斯、索菲生平以及事件经过。书中引用了当时法庭的判决书、新闻媒体的报道以及目击者的回忆，封面赫然写着德国前总统理查·魏兹塞克的评语：“每一个时代的勇气都重新决定我们的文明。”是啊，所有当代言语必然拥有历史的回声。
（陈志利摘自《北方文学》2009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