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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病在古代是坟场，在近代是战场，在当代则是考场。”这句话在某种程度上浓缩了人类与疫病较量的历史。
1918年10月1日，南非老矿工威廉·希尔正坐在机器房里手握着操纵杆，控制着威特沃特斯兰德地区一座大金矿的钢铁吊罐车从竖井深处升向地面，吊罐里满满地站着40名刚下班的非洲矿工。突然，希尔全身冒汗，肌肉变得虚弱无力，眼前似有金花飞蹿，他试图握紧操纵杆使吊罐停下来，可是他的臂膀和双手就像瘫痪了一样动弹不得。吊罐带着隆隆的声音蹿出了井口，飞向空中，撞在支架的顶部后向下跌落30米，砸在一间木工房上，摔毁的吊罐车中留下了24具尸体。
在事后的调查中，希尔被宣布无罪。投票表决时，多数人认为悲剧的真正原因是一种传染病——西班牙流感。这种疾病能使人快速病倒，就像被子弹打中一样快。
从1918年到1919年，新型的流行性感冒几乎传遍了全球，世界上一半以上的人受到了它的袭击，死亡人数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死在炮火之下的人数还要多。一位兼做医生的历史学家把这种流感称为“人类所经历过的规模最大的传染病”。
1918年2月，成千上万的西班牙人病倒在床上，他们发起高烧，并感到四肢疼痛。从9月起，这种流感又掀起了第二次传染高潮，这次流感的病原体可能是来自俄罗斯或非洲的新型病毒，这种致命的病毒很快就扩散到全世界，比过去所有疫病的传播速度都要快得多。第二次流感浪潮于1918年底平息下去，但是1919年初又开始了第三次浪潮，接着又是第四次。虽然它们并不比第二次传染浪潮厉害多少，可是仍然把成千上万的人送入了坟墓。
由于流感传染的速度非常快，人们无法确定其发源地，许多国家因此受到了指责。在西欧，人们主要把西班牙人当成替罪羊；俄国人则把责任归到中亚细亚土耳其的游牧民族身上；德国人却认为是在驻法国的英军中服役的中国人引起了传染；一个美国军官又断定是德国的潜艇把流感作为秘密武器带到了北美大陆。其实，所有的国家对于1918年深秋遍及全世界的流感浪潮都负有一定的责任。
流感给世界各地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带来的影响比第一次世界大战还要大。由于大量的农民患病或死亡，各地的农业收成都受到了影响。印度北方的大片庄稼无人收割，波兰的土豆烂在地里无人问津，热带地区的咖啡、橡胶和其他高价农作物也纷纷歉收。
在流感的困扰下，各国的工业和商业萧条，交通被迫陷于停顿。到处都可以听到关于死者悲惨命运的故事，无论是富翁还是穷汉，也不管是社会名流还是平民百姓，谁也无法抗拒这种可怕的传染病。第三次流感浪潮结束后，据估计，全世界共有2150万人被这种疾病夺去了生命，其中亚洲人占了2/3，余下的分布在欧洲、北美和非洲。
流行性感冒简称“流感”，是人类还不能完全有效控制的世界性传染病，与疟疾、结核病并列为世界死亡人数最多的3种传染病。
流感病毒有20多种，分甲、乙、丙3型。甲型常引起世界性大流行；乙型可引起中等流行，多表现为兵营、学校等的“单位内爆发”；丙型多为散发病例，婴幼儿最易感染。目前虽有治疗药物和疫苗，主要是针对丙型流感，只能降低发病率，而不能控制流行。流行区大部分人都会病倒，严重者并发肺炎，或促使呼吸道、心血管病患者病情恶化，甚至死亡。流感中度流行的年度，世界每年约损失10多亿个工作日，死亡60万人以上。人们常将流感与感冒混同，视流感为“小病”，这应该引起全人类的重视。
病毒和人：谁更聪明
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艰苦探索，许多曾经给人类带来毁灭性打击的传染病，现在已经完全被人类征服。但是灭而不绝的病原体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寻找出路，人类自身的问题让濒临灭绝甚至似乎销声匿迹的早期传染病，又绝处逢生。滥用抗生素、疗程不完整、医疗体制不完善、卫生教育不完备等，都有利于各种抗药性病原的基因重组，进而产生具有多重抗药性的新病原，并形成新的病种。“病菌比人聪明”，这个看上去不合逻辑的逻辑，每一天都在给我们带来严峻的考验。
人类是在细菌的影响下生活的，这对于我们来说是常识，然而，真正揭开这个谜团的时间不过100多年。人类对真正病因和有效防治的研究走上正轨，应该始于1865年巴斯德认识到他称之为“病毒”的微生物是传染病的病因。另一位德国细菌学家保罗·埃尔利希，创造了“魔术弹”这一短语用于描述他的伟大目标——发明特定药物来杀死引起特定疾病的细菌，但不杀死患者。1910年埃尔利希发明了非那明，这是最初治疗梅毒的特效药，但副作用也十分可怕。
1932年，另一位德国化学家吉哈德·多玛克发明了基于硫元素的化合物，它能杀灭引起血中毒的致命链球菌。在之后10年中，医生们能够从一大批新“磺胺”制剂中进行选择，足以对付很大范围的感染，从产褥热、肺炎直到淋病、脑膜炎。在一种很偶然的情况下，盘尼西林出现了。20世纪20年代，苏格兰细菌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发现葡萄球菌被培养皿上的一块霉菌摧毁——这次偶然事件导致了20年后有奇效的抗生素类药物的发展和医疗业的一场革命。
瘟疫背后的手
“同人类争夺地球统治权的唯一竞争者就是病毒。”这是诺贝尔奖获得者莱尔德堡格说的一句有些让人诧异的话，而瘟疫背后的几乎所有真相都让人吃惊。人类可以从容地对付咆哮怒吼的雄狮和虎豹，却奈何不了无声无息的蚊子和跳蚤。现代医学已经证明，大部分传染病，甚至所有的传染病，都是由动物传给人类的。例如，麻疹很可能和牛瘟及犬热病有关，天花已经确定和牛痘以及其他的动物传染病密切相关，流行性感冒则人猪共通。
瘟疫无国界，许多流行病都可以在一个星期之内横扫全球，而每一个地方也许都有专属的“地方病”。大部分的瘟疫都和气候的变化有关，许多古典的热带流行病正在向两极推进。受到人类污染的海洋生物，除了大量死亡和自杀之外，它们已经成为最可怕的病毒携带者，1991年的利马霍乱就是海藻对人类疯狂的报复。
生态环境与人类健康
生态学家和“绿色和平”战士警告我们，全球升温，臭氧层漏洞以及河流、湖泊、海洋的污染，确实使北极熊、海豹、美丽的鸟类和许多其他野生动物受到严重威胁。但是经常被人忽略的是，环境的破坏已开始危及人类的健康。比如曾经祸害全球许多国家的几次霍乱，其后果更加微妙和有害。人类抗病能力的逐渐丧失、全球升温也将给人口稠密但对疾病毫无防备的富饶地区带来可怕的热带疾病。
出于多种目的，人类一直在故意冒险干预自然界，我们不仅会目睹直接可见的后果——例如物种的灭绝，而且将使我们承受更加不可捉摸的力量对我们生存与健康的威胁。环境问题成了制造现代瘟疫的头号“凶手”。
大气层的漏洞
如果全球升温的预测最终是准确的，恒河口将是未来的半个世纪遭受损害较严重的地区之一。地球气候的变化与我们在最近两三个世纪消耗的矿物有关，这是毋庸置疑的。
无论专家们的预言能否应验，煤、油和天然气的燃烧，使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急剧增加。植物自然产生的二氧化碳和腐烂蔬菜、动物消化系统所释放的沼气，吸收了太阳的热量，否则这些热量会以红外线的形式反射回太空。自然的“温室气”使地球温度保持在平均15℃，并有助于地球上生命的生长。工业革命以来，由工业烟囱和内燃机引擎倾泻出的二氧化碳和二氧化氮，给20世纪造成了越来越重的负担。自17世纪中期开始，地球温度逐渐上升，最近100年上升了大约0.75℃。
地球平均气温的上升，不仅直接危害人体的健康，也使许多古典传染病“复活”，并在纬度上分别向南北方向推进，挪威、加拿大出现疟疾就是明显的例证。需要注意的是，类似的威胁对每一个国家都存在，只是表现不同而已。
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对瘟疫病源区进行的调查证明，大多数瘟疫的爆发都是由突发而剧烈的气候变化引起的。在严重的干旱之后继之以正常的天气，也会引起瘟疫的爆发；大规模的过量降雨，特别是在干旱之后发生这样的降雨，则最有可能引发瘟疫并四处蔓延。
在发生“大规模的过量降雨”的情况下，植物的生长速度大大加快，作为瘟疫病菌携带者的啮齿类动物也会大量繁殖，为了寻找它们的草料领地，这些携带着病菌的野生动物的活动区域必然扩大，进而将疾病传染给人群。
在发生干旱的情况下，由于缺乏雨水和食物，啮齿类动物大量死亡，而一旦干旱结束，它们又会快速繁殖，于是瘟疫病菌也随着繁殖激增如野火般蔓延开来。
（江城远摘自海峡文艺出版社《人类瘟疫报告》一书，王 青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