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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典礼，没有仪式，班主任将一张白里套红的硬纸递给我，说：“你毕业了。”
我看着硬纸，上面写着：贾平娃，男，14岁，在我校学业期满，准予毕业。1967年8月。
眼下是1968年，领的却是1967年的毕业证，我毕的是什么业？即使推迟了一年，可我的数学仅仅只学到方程。
我当下就委屈地哭了。4年前，我到这里参加考试的时候，一走出考场，在大门外蹲着的父亲和小学老师一下子就把我抱起来，父亲是一早从40里外的邻县学校赶来的，他的严厉使我从小就害怕他。他问起我的考试情况，得知一道算术题因紧张计算错了时，就重重地打了我一个耳光；又问起作文，我嚅嚅讷讷复述了一遍，他的手又伸过来，但他没有打耳光，却将我的鼻涕那么一擦，夸了句：“好小子！”当我的成绩以第三名出现在分数榜上时，一家人欢喜得放了鞭炮，我也因此得到了父亲特地为我买的一支钢笔。初入学的一年半里，我每个星期日的下午，背着米面，提着酸菜罐子到学校去，在那条沙石公路上，罐子被打碎过6次。我保留着6条罐子系带，梦想着上完初中，上高中，上大学，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班主任一直把我送到了校外的公路上。我是他的得意门生，在校的时候，规定每周做一次作文，而我总是做两次让他批改。他抚摸着我的头，从怀里掏出一本三年级的语文课本，说：“你带着这本书吧。你还有一本作文，就留在我这儿作个纪念吧。回去了可不敢自己误了自己，多多地读些书最好。”
我走掉了，走了好远回过头，老师还站在那里，瞧见我看他，手又一次在头顶上摇起来。
从此，我成了一个小农民。
我开始使用一本劳动手册。
清早，上工铃一响，就得赶紧起来。脸是不洗的，头发早剃光，再用不着梳理，偷偷从柜里抓出一把红薯干片儿装在口袋里，就往大场上跑——队长在那里分配活儿，或者是套牛，或者去割草。天黑了，呼呼噜噜喝三碗糊糊饭，拿着手册去落工，工分栏里满写着“3分”。那时候，队里穷极了，一个工分工钱是2分5厘，这就是说，我一天的劳动报酬是7分5厘钱。
父亲夜里从学习班回来睡觉。一到村口，他就要摘下带着黑帮字样的白袖标。天明走时，一出村就又戴上。他教了一辈子书，未经过什么大事，又怕又气，人瘦得失了形。每次出门，他都要亲亲我们，对娘说：“要真的不能回来，你不要领平儿他们来，让人捎一床被子就是了。”
说罢，一家人都哭了。娘总要给他换上新洗的衣服；父亲剪下领口的扣子，防止被绳索捆绑时，那扣子会勒住脖子。父亲一走，娘就抱着我们哭。但去上工的时候，娘一定要我们在盆子里洗脸，不许一个人红肿着眼睛出去。
秋天，被开除公职的父亲回来了。他到家的那天，我正在山坡红薯地里拔草，闻讯赶回来，院子里站满了人，一片哭声。我门槛跨不过去，浑身就软得倒在地上。娘拉我到了小房里，父亲睡在炕上，一见我就死死抱住，放声大哭：“儿呀，我害了你啊！我害了我娃啊！”
我从未见父亲这么哭过，害怕极了，想给他说些什么，又不知道该怎样说，只是让父亲的眼泪一滴一滴落在我的脸上。
家里家外一切重担全都落在了娘的身上。多年的饥寒交迫、担惊受怕，使她的身子到了极端虚弱的地步，没过多久，胃病就发作了。每次犯病，娘就疼得在炕上翻来覆去。我和弟弟祈求过神明，跪在村后河湾处一座被拆除了的小庙旧址上，叩着一个响头又一个响头。
家里什么都变卖了。那支上中学时买的钢笔，却依然插在我的口袋里。村里人都嘲笑我，但我偏笔不离身：它标志着我是一个读过书识过字的人，是一个教师的儿子！每天夜里，我和父亲就坐在小油灯下，他说，我记，我们写着一份一份“翻案”状子。娘看着我，说：“平儿的书没白念呢！”
父亲就对我说：“吃瞎穿瞎不算可怜，肚里没文化，那就要算真可怜。你要调空读读书，不管日月多么艰难，咱这门里可不能出白丁啊！”
我记着父亲的话，开始读起我过去学过的课本，读起父亲放在楼上的几大堆书来。每天中午收工回来，娘还未将饭做熟，我就钻到楼上，在那里铺一张席，躺着来看书。楼上很热，我脱得赤条条的，开工铃响了，爬起来，那席上就出现一道湿湿的人字形的汗痕。
受饥荒的时期，我们开始分散人口：娘带着小妹到姨家去，弟弟到舅家去，我和父亲守在家里看门。
夜里不吃晚饭，父亲说：“睡吧，睡着就不饥了。”睡一会儿却都坐起来，就在那小油灯下，他拿一本书，我拿一本书，一直看到半夜。
我终于没有在那个困难时期沉沦下去，反倒更加懂事，过早地成熟了。如今还能搞点文学，我真还感激那些岁月的磨炼。有人讲作家的“早年准备”和“先决条件”，对于我来说，那就是受人白眼所赐予的天赋吧。
（娟 秀摘自《文摘报》2016年6月18日，李小光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