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1917年，吴昌硕的继配施氏在上海去世。吴昌硕委托他一位姓陈的朋友从简办理丧事。几位同道挚友和施氏的亲朋好友前来吊唁，吃了一顿豆腐饭后，吴昌硕就命儿子扶施氏灵柩返回故乡，葬于安吉县鄣吴村附近的凤麟山上。
丧事过后，那位姓陈的朋友交给吴昌硕一份奠仪单。吴昌硕说：“我不是说过一律谢绝吗？怎么还有这些奠仪？”再一看，奠仪中有一元、两元，也有七八元、十多元的。送礼的大都是亲戚、挚友，还有一些是左邻右舍，却没有过去曾向他要过书画的达官权贵的名字。
为了感谢亲朋挚友的吊唁和馈送的奠仪，照当时的做法，应当去书店买来“谢唁帖”，填上名字，按奠仪单每人一张作为回谢。但是，吴昌硕却拿来宣纸，亲笔用工楷书写谢唁，然后一一送上门去。吴昌硕的书法，特别是他的工楷，在当时已是难得的珍宝。所以接到“谢唁帖”的，个个喜不自禁，互相传诵。那些达官权贵深悔自己没有送上一份“奠仪”，有的甚至想补送。
一天，那位姓陈的朋友跑来对吴昌硕说：“昌硕兄，丧事虽办完，但仍有几个人想要送奠仪，你看如何处置？”吴昌硕笑着说：“你去对他们说，这次不必事后补送了，就等以后我死了一起送吧！”
1932年6月19日，画家瞿世玮于贫病交加中在济南正宗坛与世长辞，终年57岁。他本人的绘画成就或许并不足以在绘画史上留下一笔，但是，令他自豪的是，他留下了一个足以在中国革命史和文化史上彪炳千秋的儿子瞿秋白。
他与这个世界告别的时候，他的长子瞿秋白正在上海过着隐居避难的生活。他的学生吴炯和儿子阿尧在乡友的帮助下，将他安葬在济南南郊江苏第二公墓，并立一石碑。此碑在“文革”中被红卫兵砸毁。
他曾做过私塾教师，生命中最后的10年，担任山东私立美术学校山水画教师，这所学校由俞剑华等人创办。他在济南南门外东燕窝街的正宗坛（即正宗救济会）租了一处房子居住，除了在美术学校教学，还靠卖画维持生活，景况十分困窘。特别是在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期，知道他是瞿秋白父亲的人，连他的画也不敢买。尽管如此，他仍然保持着“士”的清高，再难也不向人求告，不吃嗟来之食。此前，瞿秋白的母亲因为不堪承受生活的磨难而自尽。
1939年夏季的一天，蔡威廉痛苦地生下了一个女婴。当时由于经济十分拮据，为了节省费用，她没有去医院，而是在家中生产。产后数小时，她在床前的白壁上用铅笔作出新生女儿的肖像，并写上：“国难！家难！”此为其绝笔。两天以后，这位中国著名的女画家因难产失血过多而英年早逝。
蔡威廉的死彻底改变了两个人的心情和命运，那就是她的父亲蔡元培和她的丈夫林文铮。蔡元培临终时呼唤着“威廉”离开这个世界，而林文铮从此成为一个执著且虔诚的佛教徒，以虚幻的彼岸安慰自己。
1954年秋天，溥心畲寒玉堂的一只黑色哈巴狗走失了，夫人李墨云大光其火，溥心畲安慰道：“今儿个早上，有人想买一张画，说是五百块钱，我尚未应许呢！我看就用这个钱登报悬赏好了。”
溥心畲对钱是没有概念的，他以为一只宠物起码值五百元，实际上五百元已经相当于一位中等公务员的月薪了。他看到夫人没有反对，马上给《中央日报》的社长阮毅成写了一封手札，详细写明狗的品种、毛色、体型以及悬赏办法、详细地址。阮毅成安排第二天见报。溥心畲看到后，发现赏格只登了“愿酬以书画”，没有“或酬五百元”的内容，急得又给阮毅成写了一封手札，要求补上内容重登一次。原来阮毅成觉得溥心畲不解俗事，一只小狗何需五百元，便删去了这一内容。第二封手札刚送出，哈巴狗就被人送了回来。于是，溥心畲再致阮毅成一信，表示感谢。
阮毅成平时极爱溥心畲的书画，只是不好意思开口，这次因为一只小狗走失，连得三封手札，大喜过望，视若珍宝。后来，溥心畲回归道山之后，阮毅成在香港一家杂志上发表回忆文章，登出三封手札，传为艺坛趣话。
（段 文摘自东方出版中心《百年画坛钩沉》一书，CFP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