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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是作为一名小说家，也是一名职业说谎者来到耶路撒冷的。
当然，并不是只有小说家才撒谎。正如大家所知，政治家也撒谎，外交官和将军有时也会。但是没有人会批评小说家，实际上，小说家编造谎言的水平越高，他才更可能受到公众和评论家的好评。为什么呢？
我的答案是：小说家通过有技巧的说谎，创作看似真实的小说，才能将真相带到新的地方，并赋予它新的意义。在多数情况下，掌握真相的原始形态并准确地描述真相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要将真相从现实的掩体中诱出，然后把它放到虚幻的地方，再用虚幻的形式将它替代。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首先要弄清楚真相在哪里。这是编造出色谎言的一个重要本领。
但是今天我并不想说谎，我会尽可能地做到诚实。一年当中我有几天不说谎，今天碰巧就是其中之一。在日本，有相当多的人让我不要来耶路撒冷接受文学奖，有些人甚至警告我，如果我来，他们就会抵制我的小说。当然，原因是加沙的战争。据称，加沙城内已经有超过一千人失去了生命，其中许多是手无寸铁的老人和孩子。
接到获奖通知后，我不断地问自己：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来耶路撒冷是否合适，这样做是否让人认为我支持冲突中的一方，赞同某国向世界展示其庞大的军事力量的做法呢？当然，我也不愿意看到我的书受到抵制。经过认真考虑后，我还是决定来。
我选择亲自来看一看，而不是回避；我选择在这里向大家说几句，而不是沉默。
请允许我在这里向你们传达一条非常私人的信息。在写小说时我总是在心里牢记：“在一座高大坚实的墙和与之相撞的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一边。”
是的，无论墙是多么正确，鸡蛋是多么错误，我都站在鸡蛋一边。其他人可能会判断孰是孰非，或许时间和历史也会来裁定。但如果一个小说家无论什么原因，站在墙的一边来创作，那么他的作品价值何在？
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呢？轰炸机、坦克、火箭弹就是那堵高墙，而鸡蛋就是那些手无寸铁的平民，他们被这些武器烧伤、击毙，这是比喻的第一层含义。还有更深一层，我们中的每个人差不多都是一个鸡蛋。我们每个人都是存在于脆弱外壳中唯一的、不可替代的灵魂。而且我们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面临着一堵高大坚实的墙，这堵墙的名字叫做“体制”。我写小说只有一个原则，就是要给每个灵魂以尊严，并让它们沐浴阳光。故事的目的就是敲响警钟，让照耀体制的光芒不灭，从而让我们的灵魂不再迷陷于体制的巨网之中。我相信，小说家的职责就是通过创作那些关于生死、关于爱情的让人们哭泣、战栗或者让人们大笑不已的故事，让人们意识到每一个灵魂的唯一性。这就是我以十分严肃的态度日复一日不停地创作小说的原因。
今天我只希望传递一个信息：我们都是人，是超越国籍、种族和宗教的个体；我们都是脆弱的鸡蛋，而面对的是被称做“体制”的坚实的墙。从表面上看，我们根本没有赢的希望——这堵墙太高、太坚实而且太冷酷。如果我们还有一点战胜它的希望，那就是源于我们对自己和他人灵魂的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的信念，源于我们对将灵魂联合起来可获得温暖的信念。
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有形而生动的灵魂，而体制没有。不是体制创造了我们，而是我们建立了体制。
（郑 武摘自《环球时报》2009年2月27日，IC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