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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在三联书店楼上的咖啡馆等人，突然来了几个穿“制服”的艺术家。年龄四十岁上下，个个长发须，动静极大，如入无人之境，颇有气概。
为首的老兄坐定之后，开始大谈电影。他说话极像牧师布道，似乎句句都是真理。涉及人名时概不带姓，例如把陈凯歌叫“凯歌”，把张艺谋叫“老谋子”，让周围四座肃然起敬。
他说：“那帮年轻人不行，一点儿苦都没吃过，什么事儿都没经历过，能拍出什么好电影？”接下来他便开始谈“凯歌插队”“老谋子卖血”，好像只有这样的经历才叫经历，他们吃过的苦才叫苦。
我们的文化中有这样一种对苦难的崇拜，而且这似乎是获得话语权的一种资本。因此有人便习惯性地去渲染苦难，将自己经历的自认为风暴，而别人、下一代经历的又算什么？至多只是一点坎坷。在他们的苦难与经历面前，我们只有闭嘴。苦难成了一种霸权，并因此衍生出一种价值判断。
这让我想起“忆苦思甜”，那时候总以为苦在过去，甜在今天，谁又能想到“思甜”的时候，我们正经历着一场劫难。年青的一代并不总是比年长的一代幸福。谁都知道，幸福并不总是随物质的丰富而与日俱增。我不认为守在电视边、被父母锁在屋里的孩子比阳光下挥汗收麦的知青幸福。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问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苦恼，没什么高低之分。对待苦难也需要有平等精神。
西川有句诗：“乌鸦解决乌鸦的问题，我解决我的问题。”带着这样一种独立、现代的精神，我们去看《北京杂种》，就能体会到张元的愤怒与躁动，我们也能理解《冬春的日子》中那些被王小帅疏离的现实感。而《巫山云雨》单调的平光和《邮差》中阴郁的影调，则表现着章明和何建军的灼痛。他们不再试图为一代人代言。其实谁也没有权利代表大多数人，你只有权利代表你自己，你也只能代表你自己。这是解脱文化禁锢的第一步，是一种学识，更是生活习惯。所以，痛苦在他们看来只针对个人。如果不了解这一点，你就无法进入他们的情感世界。很多时候，我发现人们看电影是想看到自己想象中的那种电影，如果跟他们的经验有出入，他们会惶恐，进而责骂。我们没有权利去解释别人的生活，正如我们无法喜欢赫尔措格的一个名片《侏儒也是从小长大的》。生活没有那么多传奇，但每个人长大都会有那么多的经历。
对，谁也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我开始怀疑他们对经历与苦难的认识。
在我们的文化中，总有人喜欢将自己的生活经历诗化，为自己创造那么多传奇。好像平淡的世俗生活容不下这些大仙，一定要吃大苦、受大难、经历曲折离奇才算阅尽人间。这种自我诗化的目的就是自我神化。因此，我想特别强调的是，这样的精神取向，害苦了中国电影。有些人一拍电影便要寻找传奇，便要搞那么多悲欢离合、大喜大悲，好像只有这些东西才是电影应该去表现的。而面对复杂的现实社会时，他们又慌了手脚，迷迷糊糊地拍了那么多幼稚的童话。
我想，用电影去关心普通人，首先要尊重世俗生活。在缓慢的时光流程中，感觉每个平淡生命的喜悦或沉重。“生活就像一条宁静的长河”，让我们好好体会吧。
北岛在一篇散文中写道：“人总是自以为经历的风暴是唯一的，且自诩为风暴，想把下一代也吹得东摇西晃。”
最后他说：“下一代怎么个活法，这是他们自己要回答的问题。”
我不知道我们将会是怎么个活法，我们将拍什么样的电影，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个空洞的词——我们是谁？
（简 妍摘自北京大学出版社《贾想1996—2008》一书）
